好早以前有一次去打台球，朋友偷偷指着一个斜倚在转角桌前和收银员聊天的中年男人，然后压低了声音对我说，那个人是这里的老板，看到他很女人的动作了吗？还有他会用透明的指甲油涂自己的指甲，他是一个Gay。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同性恋，觉得好奇，于是盯着看。忽然那人转过头瞅了过来，眼睛又一白，我这才匆匆低下头，脸红红。

后来我在大学里参加了一个致力于安全性行为和艾滋病预防宣传以及“同伴教育”的协会，在04年前后大学意识形态管制略微宽松的一段时间里，它邀请过 同性恋圈子中很著名的一些人做过讲座，还派出人员到同性恋酒吧做实地调查。在那个协会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是有所谓“亚社会”这种小圈子存在的：那里的人 不大需要被挽救、被帮助，甚至可以不被理解，他们最需要的，是被留有一块可以行动而不被干扰的空间。
顺便说一下这是个我至今仍然十分尊重的团体，不管是否被攻击、被误解，这些人至少敢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们邀请过高耀洁医生，以及胡佳来做讲座；他们 一次又一次用基于社会调查的结论讲解同龄人不安全性行为的极度危险；他们深入居民点甚至偏远地区来向那些被发展遗忘的人群宣讲有关献血、生育的基本知识。

再后来我看过白先勇的《孽子》，他说：“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被尊重”。
于是在台北的时候专门问了地陪，她说，那块夹在忠孝东路和市民大道之间的小地方再也不是同性恋的聚会场所了，她/他们如今有着更多的去处。
好像挺奇怪的是，尚不容许这种行为存在的地方却都有着一个类似的聚集地，比方广州的人民公园，上海莘松路的某个角落，或者北京的东单公园。

其实脑袋里一下子涌起来这么多事情，是因为昨天出门时看到两个男生。其中一个一脸气鼓鼓走在前面，而另一个脸上则挂着泪痕，紧紧跟在后面。后面的那个拉着前面男生的手不敢做声。
过往的人纷纷侧目而视。

那一刻，无论观众们的内心活动如何，至少一样东西是确定的——同性恋，他们的存在真实的映到了每个过路人的视网膜上。无论是基因决定、还是后天环境导致的转化，它就是那样真实而又自然而然发生在你我身边的。
憎恨他们、排挤他们？抑或是同情他们、扶助他们？这些都是主动选择，并不真正理解这个群体时，面对一个个鲜活但是在另外一种模式中生活的他们，如果没有交流的欲望，那保持沉默或许是最好的做法。
这是一种不理不问的态度，柴静引过的那句话很好的给出对这种态度的注解：“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有人把它译作“自由放任”，而柴静说，这是一种仁慈的忽视。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9/24/%E8%B7%AF%E8%BF%87%E8%A7%82%E5%A1%98/

从物华街落车，走去鸿图道，一路上经过诸如康明道创业街的这一串马路。从不沾一点西洋味儿的地名就可以看出，观塘是片儿很本土化的地界。
而且，这个本土化的观塘充满着各种感官上的对立。

比如，整块地方被观塘道和地铁线隔成两区：
东边是嘈杂的生活区，有小贩聚集、讨价还价声盖过车流噪音的劣质服装市场，有成群结队、尚留几分稚气但已经开始牵着手在回家途中约会的中学生，还有歪歪扭扭由人手写着“鱼饵，此门进入”字样的白铁招牌——上面的红漆字似乎已经刷过好几遍的样子——热热闹闹，街巷里充满烟火气的市井味道；
西边一区则是各式各样残破的老旧的少壮的新起的工业大厦或是写字楼。一过了放工时间，街面上的人就越来越少，开始是人流占满人行横道的两端，不一会就变成说说笑笑的三五成群，仅仅又多了一小段儿时间就只能看到一个个低着头神色匆匆的形单影只。物流公司的运货车再一辆辆开走以后，整个街面就显得鬼影幢幢。

路过巧明街，这是西边一区和观塘道平行的第一条马路。在这里，对比的意味更加浓厚：街的左边是破旧的已经废弃的工业大厦，被卸掉玻璃的窗框颓唐的支棱出来，上面裹着一层厚厚的黑色油灰。从空窗斜望进去，墙面上风扇外罩的上半边已经松脱，软绵绵的耷拉下来；
而另一边则是看起来十分时髦的创纪之城——整座楼被海蓝色的玻璃包裹着，太阳落山以后，一个个仍在忙碌的窗格衍出柔和的白光，这才映的对面乌漆抹黑的大楼有些生气。底层是停车场入口，时而会看到平治或者宝马房车驶进驶出，倏的一下消失在街角里。

只是路过，就发现了这么个挺有意思的地方，秋，其实你偶尔可以发掘一下这个地方的街景来着。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9/21/%E6%9C%89%E5%85%B3%E5%8F%A4%E5%B8%8C%E8%85%8A%E4%B8%A4%E4%BD%8D%E5%93%B2%E4%BA%BA/

刚才和某文艺青年瞎聊，此人向我大力推荐两位古希腊先哲。对话大抵如下：

1.
N:“赫拉克利特当然没有理由非得证明——正象莱布尼茨（十七世纪德国
哲学家Leibnitz）有理由要证明——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性中最好的世界。对他来说，世界是亘古岁月的美丽而天真的游戏，这已经足够了。”
这话写得不错。
我:真绕。中文gre么？上来要先去掉插入语才能看懂……
N:尼采写的。。。不过我喜欢赫拉克利特的观点。
我:他是不是那个讨论什么两坨脚能不能踩进同一坨河流，而且觉得世界一切都是火的火力男啊？
N:嗯，对。你听听：“然而，如果有人试图逼问赫拉克利特：为什么火不总是火，为什么它现在是水，现在是土？那么，他只能这样答复：‘它是一个游戏，请不要太郑重其事地看待它，尤其不要道德地看待它！’”
这个希腊人太帅了~我喜欢。
我:呃……太贱了。他的做法就是人家一质问他“你看你说的不对啊”，他就回答说：“去你妈的蛋，我瞎扯扯，你还当真了”
N:……也是哦……= =0

2.
N:在古希腊哲学家里我是喜欢他和毕达哥拉斯的，因为两个人都很莫名其妙。
我:为啥？毕达哥拉斯不是搞数学的么？说了啥？
N：哦，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不允许吃豆子的，你看多有意思。
我:……为啥不许吃？
N:因为豆子是有灵魂的，可能是你祖宗转世。
我:……
我：错！其实是因为吃了会放屁。他们学派是搞数学的，要严谨，不能跟别的学派一样随随便便乱放屁。
N:……哦……= =0

引用 大牛犊犊老师的日志：http://jameslao.spaces.live.com/blog/cns!A6B6FF1C63DF7D01!1202.entry

钻石条件？

看书看到一个很难以理解的东西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打开Wiki，找到答案

 

嗯，稍稍感叹一下某些机构编书的方法...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9/17/%E6%88%91%E4%BB%AC%EF%BC%8C%E5%92%8C%E4%BD%A0%E4%BB%AC/

有三个有关我们和你们的故事，他们的主角都是台湾人。

第一个发生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一辆普通的出租车上。
今年二月，我去台湾参加了一次辩论邀请赛，我们的住地就在台湾高等法院的旁边。巧得很，当天陈水扁正在出庭受审，当时我们正好需要讨论台湾地区竞选经费是否应当设置上限的问题，于是我和另外两个队员就聊到了陈水扁的政治献金问题，以及这个例证应该怎样被引用等等。
猛然间，那位司机发起火来。她用软绵绵的国语连珠炮一样向我们发难，并指名道姓的大骂台湾的领导人：“你们以为这里是你们的地方？你们觉得我们是你们的一部分？你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的事情？……陈水扁他不是个好东西，但你们以为我们会觉得马英九好吗？拿黑金，哪个不一样？马英九干净吗？他只是在进行报复罢了，你们倒以为他是好人了？……我们台湾人，都看不起马英九。你们陈云林一来他就矮人一等，不敢说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你们陈云林自以为是老爷，连握手都不肯和善一些。马英九为了见老爷清空一切示威。他就是大陆口中的一口痰。”
“一口痰”是什么意思？一个小朋友问我，我想了挺久，大概这样的解释比较合理：在大陆眼里，陈水扁就是喉咙里的一颗瘤子，碍手碍脚随时恶化，想吐却又吐不出。换了马英九，一口痰总归好过一颗瘤，而且必要的时候，吐掉就好了。
她这段话一下子让我感受到我们和台湾之间如此深刻的隔阂。
无论是看外表还是听她所描述的观点，她都不像是一个铁杆绿营支持者。我想，她只是厌恶自己被某种外在力量诠释、操纵以及误解。
她是一个30多岁，普普通通的台北出租车司机。

第二个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活动主办方——国民党青年团的一个官员走到我身边搭起腔来。他笑嘻嘻地说：“看，其实北京的大院子里都是空的，玉白菜、红烧肉、毛公鼎这些真正的精粹都在这里。”他接下来说的是：“我们走的时候把东西都带来了，你们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为之气结，很想顶上一句：“没准二十年后是谁的”。不过想想又何必，只是过过嘴瘾更被人瞧不起，于是只是笑，说了句：“嘿嘿，过去未来，都不一定的嘛。”
而他，是国民党青年团专门负责青年学生活动和宣传的高级干部。
事后我和那个世新大学的地陪小丫头偶然聊起来这回事，那个小丫头一脸惊愕，嚷嚷道：“啊他怎么可以这样说？什么我们你们的啊？”。但是从那张不懂伪装的脸上很容易看得出，她只是对那位干部的张扬跋扈以及说出如此刺耳的真实感到不满，而不是真个觉着这句话存在着什么对真实的扭曲。
她，是台湾世新大学普普通通的一个二年生。

第三个发生在我外公的姐姐一家人招待的饭桌上。
我外公的姐姐、姐夫在49年时逃离大陆，原本是要投靠在日本的大姐，后来在开往高雄的船上被人偷掉了随身金条，就只好在高雄一路生活下去了。后来他们回到大陆做生意，大家又熟络起来。
那是2004年台湾大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在餐桌上意外聊到这个话题。我外公的姐夫——这位接近九十岁的老人家操着山东腔先开了口。他说，陈水扁这个人太不地道，台湾从郑成功赶走红毛就是中国人的了，他搞什么独立？人品又差，光明正大打不过别人，就找人往自己肚子上开一枪，真是不知耻。
老人家儿子的兴趣点明显不同，他紧接着搭腔：是啊，你看看这人在台上四年，台湾原地踏步也就好了，结果是大踏步后退。从来没人见过倒着走路可以走这么快的。躺在棺材板里不挡路就算了，你还占着茅坑让能人上不来。
到了孙子辈，那个比我只大5，6岁的年轻人明显觉得气氛紧张，他瞅着我，想要插科打诨：算了算了，至少我们还可以下次选掉他，这至少比你们想选还选不掉要好，是吧？
我只能咳咳干笑，结果老人家就在我们你们这两个字眼出现的时候紧紧盯着他孙子的脸，让气氛更加紧张。我作为小辈只能马上站起来斟酒，说“哎姑姥爷，你看我们不用为这种人生气么，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这是从大陆逃难去台湾的一个家庭里典型的三代人。

我们，和你们，这是两个立刻排排队分边站的字眼。每当我看到有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觉得对方也一定这么想；或是口出类似“你不变成‘我们’，我们就要消灭你们”这样恶形恶相的威胁语句时，我总是怀疑，那些口口声声要台湾回归的人们真的把对岸的两千多万人当作“我们”吗？
我记得，在改变族群认同的几样元素里，变动难度最低的是经济，其次是政治，然后是文化，最后是宗教。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对“经济力量可以改变一切”这种世界观笃信无疑。所以我们抛弃一切，手中只留下了经济这唯一一样工具。
只是这一次，在内战结束六十年以后，我们仍要执著的选用经济杠杆来组成一个貌合神离的“我们”吗？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9/15/%E6%88%91%E5%8F%88%E7%9D%A1%E6%AD%BB%E8%BF%87%E5%8E%BB%E4%BA%86%E4%B9%8B%E7%88%B5%E7%88%B7%E6%9D%A5%E4%BA%86%E4%B9%8B%E8%AE%BA%E8%AF%AD%E6%91%98%E6%8A%84/

很多第一

很多人鄙视古龙老先生的分段法，到了罗永浩先生那里，揶揄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登峰造极的地步。罗先生说因为编辑和古先生用行数算稿费，于是古先生就大笔一挥，写下了这样的千古绝句：
冷 冷 风
风 风
吹
(请按照台湾版书籍从右至左竖排读取)

现在爵爷在前呼后拥之下过境香港，于是我决定把这三句很拉风的话用上一用，或许我还可以改头换面狗尾续貂蛤，具体形式是这样滴：
风
大风
好大风
好鬼大风

美世第二

美世咨询女|王同学在我大半夜睡醒的时候还在线，看到我以后和我说了句“这里还是有人陪我哈”。
我说同学你好其实我是起夜……

然后开始了二十分钟的瞎扯淡，听王同学创造自己的异想空间，对她世界里的无聊生活作出非妥协模样的妥协。
然后我发现过于繁忙的工作会榨干一个女人的心力——王同学已然开始准备动手写回忆录了都。
于是我预定了预览版导演解说未剪辑版本。

我合理猜想这应该是一本包括了如何邂逅帅哥奋斗拼命历程夜店销魂指南游乐场坐木马注意事项以及背包旅行建议等诸多内容的万象书籍，预览版本更可能包含大量黄色暴力十八禁段落。
有趣内容满坑满谷，我很欣慰。

哦其实王同学是很达观很开朗很喜欢瞎扯淡以及极度发散到能冒出来村上春虫和千年书虫这种词的人，以及，她还会用枝端肥大和顶端优势来形容那些不走大众路线，从旁枝末节找思想浓度的非主流写手。
尽管前面她被我描述的好像很幽怨的样子。
我想我还是喜欢这种充满乱七八糟的生命张力的男男女女们。

大半第三

大半夜的，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地狱景象。窗子正对的方向刚好可以看到地铁车道，最后一班MTR从车站里开出，车窗透出来的灯光透过雨幕墙连成汩汩的一条亮线，煞是好看。

小时候在外面遇到大风大雨就马上跑回家——因为往往在外面被冻得手脚僵硬，或者淋成落汤鸡，总之要受些皮肉之苦。加上小孩子又喜欢幻想，所以中间一路小跑或是坐在公交车上的那段时间里，总有种类似被追杀的惴惴不安的感觉。而最后一回到温暖的家，就会长呼一口气，仿佛真的历经万难才逃离险境。
不知那班地铁里面是否还有乘客，如果有的话，他/她看着窗外，又是怎样的心情？
还会有童年那种充满奇幻色彩的想象吗？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9/08/%E4%BA%A4%E5%8F%8B/

1.
测试无利益关系二人是否可以成为更深朋友的百灵牌试金石是对自己做过的某事坦诚讲出自我评价。
如果对方积极回应：或者讲出赞同与否，或者和你交换他的某些自我评价，让你对他深入了解。这些都说明对方大抵是愿意和你交朋友的。
如果对方立刻和你讨论雾都近来天气状况，或做无语状，或者更加直接——立刻托词离开，那么说明他没有兴趣和你交流——不要因此感到什么难堪，对方未必不认同你的观点。或许他只是觉得你没有做朋友价值，压根不想深入探讨。
尝试两三次都未成功，你便知道这个人不大可能和你做朋友——这个原因有很多，可能他觉得你不是很有趣，可能觉得你不是很有用，可能觉得你不是很对胃口。
那么，请你不要再白费力气，哪怕这人再有独到之处，让他抬起兴趣都不太可能。
干脆做个脸熟的陌生人，见面点头微笑即可，省得讨嫌。
2.
不明白为何都市人为何喜欢一边大叫寂寞一边掖藏自己。
如果真正寂寞，那么就大声说出自己心中愿望，并且努力寻找排遣寂寞方法。遇到可做朋友之人，就主动一些，坦荡荡说出自己内心想法，开诚布公——这样交到的朋友一定也相对磊落，不至于天天鸡毛蒜皮，小肚鸡肠。
现代人大抵还是防备太多，并且不肯接受价值观迥异抑或做人做事风格不同的人做朋友，于是才会眼睁睁看着周围一大把人，却屡有感触说：“朋友太少，人生寂寞”。
只要此人品质不坏，对我来说就可以认识。性格有趣、做的事业独特或是对世界有着独立精到见解，那就可以列入朋友待选名单。未来有机会就深入交往，进一步发掘对方身上闪光点。
莎翁说，有很多良友，胜于有很多财富。我一直笃信无疑。
所以即便住在这座南洋孤岛，并身处断绝六亲的孤岛一隅，我也没有觉得过分冷清。
3.
不过，历来说生意场上无父子，办公室内无兄弟。具有利害关系牵涉时，还请懂得自我保护。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9/07/%E8%AF%BB%E9%99%88%E6%96%87%E8%8C%9C%E3%80%8A%E8%BF%99%E9%87%8C%E4%BB%8E%E4%B8%8D%E6%8B%92%E7%BB%9D%E6%9C%89%E7%90%86%E6%83%B3%E7%9A%84%E4%BA%BA%E3%80%8B/

陈文茜是个口才绝佳的女人，情商也高，所以她讲的故事也分外动人。

于是在这篇让人感动的文章里，她用一个个坚持理想并最终成功的故事告诉你，在台湾这个社会里，“当你很相信‘理想’这件事，你终究不会真正地失败。”
一直追寻理想就没有可能失败吗。当然不是！不对，应该这样说：追求理想的人很少能够完全成功，从来都是。

那么，失败的底线应该是什么？你失败的底线应该是说：“很遗憾，我没能幸运的成功”，而不是四处鼓吹：“这个世界追求理想根本不可能成功”；当别人问起你旧时的理想时，你应该开心的笑，大方的解释自己并不成功的原因，给后人一些借鉴，而不是将过去的理想引以为耻，并对那些正在努力的人们冷嘲热讽，吓唬他们必定会头破血流——葡萄挂的固然高，但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并千方百计的多说服一些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甜葡萄，从而最后让大家谁也不要尝试想去吃。这样的做法，很阴暗。

所以，其实陈文茜想要告诉你的故事，并不是说在台湾，如果坚持理想，你就一定能够梦想成真。她是在告诉你，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对那些坚持理想的人报以敬意与和善的目光，如果你恰有余力并愿意付出，你可以尝试施以援手——这样，那些实践理想的人们才不会“终究真正的失败”。因为无论他们的理想实现与否，参与过其中的人们都会得到快乐。
如果只把达成形而下的目标当成生活的唯一目的，那你就会轻易地掉进王尔德设下的陷阱。他是这样说的：“生活中只有两个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你想要的。”——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得到，那么无论是否得到，都是一种痛苦。

而让这个社会变得不那么失败，其实要从每一个人做起。

======
附陈文茜原文：

这里从不拒绝有理想的人

作者：陈文茜

原载2009年7月29日出版的台湾《天下杂志》第427期

台湾这个社会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当你很相信“理想”这件事，你终究不会真正地失败。

比如说，八○年代，我先看着高信疆、王拓、黄春明那批相信乡土文学的人不断写作，像林怀民在他爸爸是大县长、内政部长的旗帜之下，却坚持要跳舞。

你看明星咖啡屋老板的回忆，林怀民每天为了要买周梦蝶的旧书，就老早跑去。周梦蝶说起来也是悲惨的时代人物，他就坐在明星咖啡屋的门口卖些旧书和禁书。路边行人匆匆，重庆南路口，时代就这样辗过，就把一个大诗人辗在那样一个墙角里。他曾经三天一本书都没卖出去，所以饿昏掉了。

可是因为他坐在这里，台湾这个社会的故事不会只到这里，它的故事就会在周梦蝶的旧书摊继续。旁边有个明星咖啡屋，然后偶然与巧合，就会让一些年轻人走上二楼，点一杯咖啡混一整天。然后黄春明《看海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写出来，林怀民也在那个时候完成他的小说，确定他的艺文人生，最后终于走上他的编舞之路。周梦蝶也不会只是旧书摊一个老人，他会成为文化界不断歌颂的名字，他的诗最终还是被保留下来。

比如说我要做《文茜世界周报》，当时找中天电视的董事长周圣渊，我跟他说台湾不应该故步自封到这个程度，应该要有一些国际新闻，我跟他谈，如果大家都考虑收视率的问题，很担心这个事业能不能成功，那我就把我的主持费用砍一半，结果他就说，那就把制作费增加一倍。我跟他的谈话只有五分钟，这个节目就决定了。

也就是说，当在这个社会里你有一个理想，你跟别人说你的理想时，对方会给你理想的回馈。

最近我更发现，台湾真有一些怪人，会做一些比我们这些人做的都还要稀奇古怪的事情，比林怀民跟黄春明还要荒唐。像“熏衣草森林”的詹慧君那个女孩，三十岁就觉得她不要再上班，要去山上种花，问题是她连花也不会种，搞到邻居好心疼，大家就都跑来帮他种。在台中县的新社乡，很多人去支持，在网络世界里互相串连，窄窄山里头一条小路的熏衣草森林就开始有络绎不绝的游客。

后来复制到了新竹县的尖石乡、苗栗的明德水库附近，熏衣草森林现在成了苗栗县最大、最漂亮的景点，还可以办婚礼，有九个香草铺子。

又譬如我最近看到的另一个故事是“天空的院子”，是南投县竹山镇八百公尺山上一个老房子改建的旅馆。有个年轻人，连两万块都没有，可是他一心要弄房子，就找了他当医生的表哥一起。两个人买了睡袋、收音机、手电筒，跟一点点吃的东西就住在山上，要了解这个房子。

改建需要钱，谁给他们钱？于是他们开始去找银行，跑了十六家银行，每一家当然都说ＮＯ，可是到了第十六家银行，一个资深的银行协理说，我一辈子在银行工作，我支持你，还帮忙去说服那个分行，给了一千多万的贷款。房子弄好之后，第一个月收入只有八千块，他们不放弃，不断地开车上山、下山，找到可以认同他们理想的顾客。后来年轻人写信给苗栗县、南投县、台中县所有的文化局局长，请他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值得推荐的老房子。

其中南投县文化局长看了信后亲自去，刚好在日月潭办了一场很重要九二一的纪念活动，马修连恩等国际歌手都在那边演唱，就带了他们在百年的老宅住了一晚。

大家就一直在那四合院里面唱歌唱到天亮，然后听天空院子的年轻人讲他们如何开创这个百年老宅的故事。

我喜欢慢慢搜集，台湾从大时代到个人的变化，这些人就是跟父亲、母亲走不一样的路。他们常常觉得，我三十岁就要追梦。天空的院子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他就觉得我人生的价值要不一样。他觉得幸福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产值，这可能是赵耀东本人不是很能理解的事情。

而台湾这个社会就是不会拒绝真正有理想的人。就算现在苦，就像周梦蝶在这个社会的某个角落，但这个社会最感动人的是，所有的悲剧都是分号，它不会是句点。所有的理想在这个社会里头，他就会找到他的知己、找到他可以继续持续的一些路。

1.
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新闻是《扒窃失手畏罪自杀，穷爸爸置地广场跳楼亡》。说的是一名男子因为家境窘迫，在置地广场盗窃。被擒获后，趁警察和保安一时疏忽跳楼身亡的悲惨故事。

时常听到有种调调说，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放弃生活走向堕落来着。
我看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彻底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像一局棋被将死，面前无非有两条路，一条是作弊耍赖，作奸犯科求生存，另一条是投子认负，一死了之求解脱。
老大，人家的生活被将死了，你倒是给出一条切实可行、合理合法、越走越宽的人生大路来，你当是万里挑一的阿甘正传呢？拜托积点口德。
所以年轻时，我们应该对那些没让你彻底走投无路的折磨心存感激来的，因为它可以让你下次不那么抓狂。

经历过考验的人当然有资格沾沾自喜，但沾沾自喜的部分只是你在挺过来以后获得了更强的抗击打能力，而不是当年你能挺过来的既成事实——对于那部分，应该有的感觉是好好彩，因为九死一生的过程里，太多事情纯属侥幸。

2.
有人觉得，经历过考验的人遇到事儿就会沉稳镇定，更懂处理，这是一种错觉。
其实遇到倒霉事儿，统共有三样东西会对事态产生影响：一样是一个人的性格，一样是他处理事情的能力，还有一样才是经过了多少历练。
让我来解释一下吧。

一个人的性格会影响你遇到事情后的反应。比方说有的人遭遇不公打击立刻跳起来，然后就开始咬牙切齿抱怨社会。还有的人立刻向隅而泣，愁眉苦脸觉得生活难以为继。再一些人则是越压越冷，先搞清楚事情原委然后立刻开始琢磨如何逃生。
这些不同态度会影响到你周围人的反应——大多数情况，你的态度足以凝聚人心或者导致众叛亲离。七分靠打拼，周围人大多不是天生的关羽曹操。最后人家究竟是选择施以援手或者落井下石，很多都是你自己一手铸成；同时你的反应还会反馈到自己处理事务的能力上去，当场发飙时做出的举动，其疯狂程度往往超乎常人想象。

处理事情的能力则会切实影响到事件的进展。比方说有的人足够镇定，但就是看不清楚一件事情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至关重要，办事情也不分前后主次，一旦兵临城下就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场面搞得不可收拾；即便搞定麻烦，很可能也是一时走运而已。
还有的人就较有逻辑层次感，懂得应该先弄清楚手头资源多寡、事态进展涉及的关键人事，然后用目的作为前进灯塔，集中资源先搞定核心问题，然后再将各种次要矛盾一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最后才是经过的历练。当然历练的过程中对性格修养和办事能力都有很大锻炼作用，但单看历练本身——它其实只是一个相当大的外部压力而已。就像运动队拉练的高原环境，它本身并不能提高你的技术和判断力，然而一旦习惯，你就可以更加如鱼得水的在较小压力里生存，面对高压环境也可以定下心神，将自己的能力稳定发挥出来。

所以“人生考验”并不会在你解决困难时产生什么直接效用，更不要沾沾自喜觉得好像见过大风大浪就比其他人更会处理问题。在遇到棘手麻烦时，认真、动脑、坚持样样马虎不得，一着不慎就让你行过大风浪的万吨船栽到小阴沟里翻不了身。
当然倒霉事儿经得多确实有比别人强的地方——只不过是被生活臭揍一顿时，你死挺的时间会比一般人长，如此而已。

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句式，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不过这样说话好像最近很流行的样子。

恶补差又差的英文到现在，转眼一看都过十二点半了。
今天是七夕，别人都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虽然我仍然是孑然一身形单影只，但还是写点什么凑个热闹比较好，本来就后知后觉的刚刚知道今天是个啥日子，再不吱个声要被人误解成性情孤僻未老先衰的变态宅男了我。

那末让我来先来套用某句话吧：都市生活是十分平淡无奇的，熙熙攘攘，利来利往，路上的每一个人，都神色匆匆。
你看人家说的多好，不过我不准备讲一样的事情，我要说的是，所以我们才需要给缺乏生机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于是我们一年里面有了春节元旦圣诞节、又有了妈妈节爸爸节孩子节、然后嫌圣瓦伦丁节不够还要再加上一个七夕。

其实每个由外部赋予意义的日子对那些没有生活方向的人来说都是一场折磨。所以一个朋友问我，你说我该给他买点啥呢？
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没准备好可见最了解他的你心里都没谱，我一个大男人又不搞bbm，哪有那么多闲情逸致琢磨给另一个男人送啥好。何况你那个送什么的问题是高级阶段的次要矛盾，至少你们还可以吃顿饭纪念一下。我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呢，邓爷爷早就说了，初级阶段之路长又长，我一天到晚思索的问题还是“应该给谁送东西”，或者“送了东西人家会不会觉得在这当口附加值太多、有心理负担而不高兴接受”这样一个段位上。

所以对于一切和我一样挣扎于初级又初级的矬人来说，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是不是可以豁得出去，而是必须考虑破釜沉舟以后人家不给你咸鱼翻身机会而你又因为饭锅都砸了所以彻底吃不到该怎么办。
在信息极度不对称情况下的莽撞行为当然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但当事人又需要努力找到某种突破口，这个过程没人能帮你。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继续发扬坚持不懈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精神对于追求幸福生活来讲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基础——搞砸了怎么办？不要害怕，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同学你大胆地往前走。鲁迅老师也说过，这世上本没有路，你走两步，也就知道该怎么走了。

好吧，这其实是一个马上活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无聊男人在刚洗完澡晾干自己的时间里为了凑字数而凑字数写下的又一篇鸡肋软文。
没错软文都有Point，所以，话说，今天谁肯拨冗和我一起吃顿正餐？单身女性我来买单，单身男性我们可以go Dutch，不好意思本次活动不对逃避情侣的怨念男女开放。

最近《废都》再版——十六年后这本奇书终于得到有关部门首肯，调出了当年“□□□□□(作者删去××字)”的隐藏版色情文字。于是出版社兴高采烈的设计腰封，据亲眼见过的某些同学说该腰封上最醒目的宣传语是声称这是一本与《金瓶梅》齐名的第六大名著。

听说以后当即崩溃，老大你卖的又不是再版灯草和尚肉蒲团，拿色情当卖点就为了多点销量岂不是立刻自降身价？最近中央在搞反低俗清查运动诶你知不知道？再说你要真的不要脸皮追求销量那也拜托做的彻底一点，干脆一脱到底，腰封用加黑老宋体烫金大字写上“近现代唯一超越金瓶梅之情色鸿篇巨制，篇章段落全面超越‘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之风情万种，卫慧、木子美等身体写作实力派干将湿身推荐”，然后再影影绰绰用女子大腿画面做腰封纸水印，两条腿横跨书本两边，关键部位正好夹住书脊作者名头。

虽然我不知道贾大爷会不会冲到出版社当场掐死有关文案创意人员，但无论如何，像现在这样想三俗又不够胆识、扭扭捏捏的娘娘腔做法算怎么一回事？

一直以来就对腰封纸哭笑不得。最早我以为一本书加上腰封的目的是对书本进行保护，所以也不太关注腰封上写了些什么，有时候读过三五遍的书都不舍得卸去腰封。后来书籍的腰封设计越来越花哨，有时配色、花式都与书籍本身格格不入，以至于不得不被逼瞅上两眼。

这下可好，上面的文字经常让我读的吐血，恨不得立刻把那张铜版卡纸扒下来撕掉。譬如最近某篇新闻报道过的：“万人签名联合推荐”——同学，书还没上市呢，你先印出几万本让人试读签名？“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但是此书是小家子气的三十二开本，2009年也才过去一半；“椎心泣血的文字，千万读者为之动容”——这算是心脏病患者警示语么？

真是又黄又暴力更兼土的要死。

说起来，我也有喜欢的腰封。比如牛津出版社那种极为简洁的风格就很招人爱不释手——白色硬卡纸，只有一两句摘录做点睛，绝不矫揉造作。喜欢，就是因为这样的腰封简洁到可以取消——不过回头想想，那为何不干脆彻底去掉算了。

很多都市人罹患赶车拖沓综合征。
一早站在车站行将上车之际总会看到有人匆匆跑来、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如果赶上，则一切万幸：一分一秒都不耽搁，时间利益最大化；如果不幸只差一步，则只好悻悻然目送巴士离开，呆立月台静等下班。
那些提前三分钟企定月台的，真是少之又少，其中泰半又是头发花白之老派人模样。
恐怕导致好拖沓一条至关键原因就是晚个几分钟不甚紧要。你可曾见过初初约会就迟到？才不会——恨不得早来三刻钟傻站一边四下张望，也不肯晚到三分钟给对方留下深刻负面印象。
当然又兼晚到仍有其他选择，错过末班车还有排长队的士听候差遣，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好处——金钱就可以搞定多数生活杂事。所以说城市生活便捷、选择多多反而培养了人们怠惰心理，请君远赴马来西亚尝试误差正负三个字的公共巴士，再祝君错过公车，气鼓鼓之余又叫到一辆的士多收五倍资费，两三次下来保准把你折腾的没脾气，老老实实留好出行时间余量。
所以说不在乎迟到兼有大把替代方案才是城市赶车怠惰病之根本病因。
何不随身携带三十二开本读物，留出三五分钟余量，既可悠哉游哉静等巴士，又可缓解都市人常见心灵匮乏病，落个一举两得？

昨日在又一城地铁通道内看到章子怡新片海报《非常完美》，宣传语是：“为何前度男友总是最完美”。

总是前任最完美？可不是——前任懂得自己用娇韵诗去角质、欧舒丹护理皮肤、眼角保养偶尔用贵到天的蓓丽，所以每次出差他总会照样子挨个带回；前任知道自己喜欢吃日本料理、韩风烧烤还是川鲁粤小炒，甚至吃顿咖喱究竟是北印、南印抑或马来风格都一清二楚，出门紧跟步伐就没错；前任对你的闺密姓甚名谁、性情如何也一律门清，带出来见人绝对不用再一一介绍，或者一不小心给你捅出篓子，在闺密面前下不来台。
啧啧，现在又是如何凄凉？当初干嘛神经兮兮飞掉他？
是啊，这么好的前任，当初干嘛飞掉他？

我想先讲个故事——《巴菲特怎么选股票》这本书里讲过一个投骰子的游戏：8个骰子投45点，一轮掷注5元，胜出退赔两百。这生意庄家其实稳赚不赔，然而所有玩家仍然乐此不疲次次下注，以求博得好彩。多数人在输光之前大多一意孤行，掏空口袋以后又突然懊恼万分。
为何如此决绝和前任分开？因为彼时总觉得希望潜在总值多过手头几枚筹码，幻想如果潜在希望能够全部兑现将会带来美好未来，于是才会不懂惜人惜事，一意孤行——直到输光口袋里每一块钱。

当然也有好好彩中大奖分手换人远胜前任情形出现，如此旁人就绝不会听到半点抱怨，只会有当事人“幸亏幸亏”之声不绝于耳。

所以真的是前任才好？恐怕未必，落寞时才会想起前人好，趾高气扬得势之时统统抛诸脑后，所谓“前任才是真的好”纯属输光手头筹码之后，占有欲配合寂寞感作祟而已。
卓别林说：“用特写镜头看生活，生活就是一场悲剧”，所以如果您并非口含飞来石出生之大家庭矜贵后裔，请多少懂得珍惜福分，少些挑挑剔剔，别动不动恼火起来就随手丢弃方是上策。

然而时常又有另一情形出现：分手之后，前任没声价恳求你回头。拜托，惜福是拥有时的智慧，不是重来一次的借口。常人在分手之前大多经历了反反复复的痛苦——对方又未遭遇人生大起大落改变世界观，怎么可能一时间性情大变重新做人？等到回去才发现一切照旧，你何必辗转反侧自讨苦吃？

环境悠哉游哉如十八世纪新英格兰才培育得出如托马斯潘恩这样的才子，他说，“名声指的是男男女女们怎么看我们，而品质则是那些上帝和天使们才了解的东西”，真是精辟！怪不得很多男人喜欢把自己的贴心人叫做“My Angel”，原来是发自肺腑——因为只有她们才知道实际上你是个怎样的货色。

除此之外，拥挤繁忙都市中，除却八卦，不要指望旁人会耗费时间精力和你分享看法，这是忙碌摩登人特有的沉默。

城市成为世界霸主时间长了，久而久之，生活其中的市民们都被改造成为老实做事的螺丝钉——想要自由自我发发白日梦？抱歉，这有违都市至上价值观，赶紧回到自己一亩三分地老实做人才是正事。还要固执己见？生活不给你压迫，周围亲人朋友也会齐刷刷用目光杀死你。踏实务实，踏实务实，好像务实和务虚有你死我活之冲突，绝不可能统一起来。天下只有埋头做事不看前路，放弃自由爱好才顶顶高尚、不虚伪。 

所以，普林斯顿的下午茶才被某位学子斥为无用，而剑桥大学的清谈正餐会才会被认作无聊。

我看，以后把京津沪港珠澳全部改名叫做机械城一二三四五六算了。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8/20/%E5%86%99%E7%BB%99%E4%BA%A4%E5%A4%A7/

那天在飞机上翻开一本《北大往事》，这本小书出自无时无刻不在宣扬“北大精神”的孔庆东之手。恰好同座的另一名女士从北大毕业，我翻阅它的行为让对方误以为我也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种“北大沙文主义”的实在冲击。对话时我底气相当不足，就像见到了老贵族的暴发户，最多只懂得炫耀自己财富多少，排名怎样靠前——这在一群暴发户的聚会中是最闪亮的身份标签，然而面对一间更有传统的学校，这种炫耀无济于事，还会引发对方一阵暗暗的鄙薄。于是我避免和她进行任何关于近年来各间大学发展如何迅猛的讨论，只是聊了聊彼此学校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蕴含着的个性与传统——那种真正区分彼此的特征，而非《美妙新世界》中描写的上千个贝塔等级试管婴儿相同的长相。
其实，一直以来都想给交大写点什么，但是因为阅历限制，我始终无法想清楚一间大学的存在对它培养出的个体、或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迟迟都没有动笔。这是那天对话的整理，包含着我的一点思考，仍然浅薄，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1. 不能不说盛宣怀
一百一十四年前，甲午战争在双方交战八个月之后以中国海军的全军覆灭而告终。两个月后，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只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日本这个在文化上几乎仰赖中国鼻息成长了两千年，被多数中国人蔑称为倭国的岛屿国家，就冷血的将自己的老师屠戮的片甲不留。条约签署者李鸿章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朝廷面对公众愤怒时的替罪羊，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而此时，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盛宣怀刚刚年逾半百。作为一位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替李鸿章打理轮船招商局、湖北煤铁、全国电报网络的精明官僚，他自然而然的成为李鸿章洋务理想的最佳继承人。
然而十九世纪末这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战争必定会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入反思，更何况是遭受了最大挫折的洋务派——他们此前三十年都一直坚信西方的船坚炮利可以挽救这个浑身伤病的古老帝国，而悲惨的现实则逼迫他们给出新的答案。
行事一向谨慎低调的盛宣怀用踏实做事而非引发激烈讨论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盛宣怀向皇帝表达政见的第一个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在它的附片《请设学堂片》中，盛宣怀指出，自强图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条件：“强兵”、“理财”、“育才”。而其中，育才是最根本的途径。在这份奏折里，他不动声色的提出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培养政治、理财、外交、法律等“政学”人才，以和北方的天津西学学堂培养工矿“艺学”人才遥相呼应，以图“收效……十年之后”。
这就是交通大学的发端了，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正式开学，四年后，1901年的春天，南洋公学更是开设了“储国家栋梁之材”的特班，交通大学第一代的著名校友就出自这一班教师和学子——譬如开中国话剧之先河，撰写过“长亭外，古道边”的李叔同，和后来以兼收并蓄的自由之风缔造了让几代中国学子追忆的那个黄金时代的蔡元培。
那就是交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志向远大、意气风发。在这一代人的培养过程中，盛宣怀的影子始终穿插其中，在他一生所上的几百次奏折中，有二十几次是为办学所上的专折。而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为国家储备自强图存的经国之才而建立，所以更是得到了盛宣怀的格外青睐。他亲任南洋公学的督办，一手促成师范院的建立，甚至在办学之初，他还亲自以个人名义连续11天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启示，并在自己的府邸中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以确保进入学校的每名生员都是勤奋努力聪颖敦厚的可造之才——而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他在《请设学堂片》中培育国家栋梁之材的愿景。
而今，恐怕除了校史馆的守门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可以清晰的描述交大建立时为国储材的初衷，以及盛宣怀对于这所学校的寄望了。

2. 工学名校
这似乎是交大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1920年12月，当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将交通部所属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演变而来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四校合一，统称为国立交通大学。
交大最出名的一批校友都毕业于1920年的合校前后到内战之前的这段日子里，这也是交通大学为之骄傲的资本所在：从最早的茅以升到三十年代毕业的钱学森，再到后来的王安、杨嘉墀、吴文俊。这每一个名字都极为闪亮，他们身上具有的品格也凝结成交通大学在确立为工科学校之后的立身之本——那就是认真严谨。
单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应该说交大人是有自豪资本的——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茅以升负笈美国为发端，到第五个十年里的内战爆发，交通大学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以当之无愧的“东方MIT”头衔傲视整个东亚的同类大学。相比蔡元培担任校长十年就让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近一个世纪中怀念不已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拥有着更加低调漫长的脚踏实地却独善其身的辉煌——这大概也是工程师性格的最佳体现。
这三十年中的故事几乎每个交大毕业生都耳熟能详：那时候，交通大学的教师基本都拥有博士头衔，并且毕业自欧美名校；校方对学生有着近乎严苛的修道院式的管理，因此能够合格毕业的学生大多极为优秀——就连白先勇的《台北人》里，吸引到永远端庄美丽的尹雪艳的，不也是新到台北的实业巨子，交大毕业生徐壮图么？甚至，他的学生茅以升在去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因为入学试成绩极为出色，卡校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毕业生免试入学；因为抗战原因未带交大毕业证就赶到美国的王安在刚到哈佛大学时，对方一听交通大学的名头，也立即破格录取。
这恐怕是所有近年从交大毕业的学生最好的意淫对象了，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始终没有看清，能对那三十年里的交通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闪闪发光的原因作出最好诠释的，其实是钱学森那张静静躺在校史馆陈列柜里的考卷。在那张考卷上，青年钱学森的字迹干净整齐——然而因为疏忽，他忘记了给答案的单位加上括号，随后钱学森亲自找到教授，给自己几乎完美的考卷减去了几分。

3.交通大学，我将如何来爱你
我知道你大概想说钱学森这么做一定是疯了，至少，这种行为有严重的沽名钓誉嫌疑。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交通大学让人感到担忧的原因。有什么比丢失自己的身份更加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在这里，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却被她的后人们认为是愚蠢或是虚伪的表现——在这点上，交通大学不像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大学 ——老百姓说“北大出疯子”，在那里，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存空间。尽管在上一轮教育检查中，北大校方迫于压力，自我阉割了最具有北大特色的具象化象征三角地。
但在这里，交通大学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精神核心却似乎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水土流失——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建立综合大学的一窝蜂行动中，试图迅速提高排名、摆脱“工科院校”头衔的交通大学似乎在潜意识里更加排挤工程师味道十足的“严密严谨”的生存空间。
那么，如果一所大学失去了她的灵魂，她还会剩下些什么？是位于上海南郊挤满了五千亩面积的价值不菲的大楼和硬件设施吗？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六百亩价值不菲的地产吗？是每年从中央和上海地方拿到的，对排名前进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18亿拨款吗？
如果一所大学的一切都可以用物质价格来衡量的话，那她和一间公司又有什么分别，甚至，她连创造了BCG矩阵、推广了SWOT分析法的麦肯锡、贝恩、波士顿等咨询公司都不如——至少后者还在不断创造大量的精神产品，树立着引人注目的商业社会价值标杆。她只是位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车间，只有在那里，一切才都是用物质进行衡量的。
不是吗？数一数我们近二十几年来仅有的一些骄傲吧：沈南鹏、杨元庆，似乎再也没有更为响亮的名字出现了。然而他们两个，一位是接受了美国MBA那种敢拼敢杀的训练，另一个则是在更为学究气的中国科技大学读完了自己的研究生，并且似乎也更喜欢科大毕业的这个标签。
在香港，我认识了一个并非本港一流大学毕业，却拿到了包括普林斯顿、耶鲁、纽约、芝加哥等九所顶级大学经济学博士录取通知书的男生。他对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多，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毕业生应该是留在高校中研究学术；第二流的则是去做政府智囊；第三流的则是去华尔街呼风唤雨；那些进入行业，为资本家卖命的学者，根本不入流”。
不觉得这个本港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和我们这间自诩为中国一流大学创造出的毕业生有些不一样吗？在现在的交通大学里，更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往往是每年有几个人进入了麦肯锡或是中金，而这种沾沾自喜还不仅仅来自于一种充满信心的自我肯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和同城的复旦大学进行的虚妄对比——如果战胜复旦，则一片欢呼雀跃；如果被复旦击败，就要么酸溜溜的咬牙切齿，要么垂头丧气一片死寂。甚至，她的领导在官方会议上也以此标榜自己的政绩——本应改造整个社会格局、引领社会风向的高校，正在用外界摇摆不定的指标作为自己成功与否唯一的衡量标准，居然还试图以此佐证自己距离世界一流高校又近了几步。这一切都让人们对这间高校的志向和口头上的崇高目标充满了怀疑。
法乎其上，取乎其中；法乎其中，取乎其下。如果一所高校实际上的最高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霸占某个地域的就业位置，那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她必将不可避免的滑向庸俗和迷失自我。
一个学校的兴衰，从来都是通过她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品质和精神面貌体现出来的。前段时间和一个校友聊天，席间他说起来自己追求女生的一个诀窍——在句尾加上一句“我是工科毕业的，你知道我们工科人从来都是用事实说话”。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看来这还真的不是只有自己才掌握的小伎俩。可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身份真的只剩下这样一丁点作用了吗？
看来是的——因为只有缺乏内在价值的时候，他的学生才会不断从外部寻找能让自己获得自豪感的精神来源。有时为了争夺那可怜的一点点精神资源不惜进行手足相残，同属一脉的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不就是这样吗？每次大型校庆，双方在民间都要打的不可开交——一个宣称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另一个则庸俗的套用梅贻琦的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证明在50年代分校后，占有了更多老教授的才是名门正派。他们就像两个争夺家产的兄弟一样，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宣称自己才是父亲最宠爱的嫡亲。然而这些家产却随着时间不断风化消失掉了。甚至，这种无谓的争端最终还要通过一个在交通大学读了短短一年的政治人物才能作出最终判决。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内报写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说的一句体己话：‘我就是徐家汇这个交大出来的’，曾经令多少交大人热泪盈眶”，上海交大随即激动的拆去了徐汇校区的毛泽东铜像，换上了新总书记的题字碑——仿佛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一锤定音才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荣誉。
可是真正的荣誉是不会被夺走的，它只会由于自己的堕落以及掩饰堕落的行为而不断被侵蚀。三年前轰动一时的汉芯事件，让这间试图重新崛起的大学蒙受了声誉上的巨大损失。我原本期望这会成为重建交大严谨风格的一次契机，然而事件接下来的发展不免让人沮丧：上位的领导们极为低调的处理这起事件——在这个涉及上亿投资的学术诈骗事件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应有的严厉惩罚；而她的在校生们也希望这起严重事故被彻底封杀，以免自己未来的名声受到玷污——在面对来自其他学校的嘲笑时，学生们会用群起攻之代替理性思考，用“你们屁股也不干净”或是“社会大环境引诱造假”这样笨拙的逻辑回击哪怕是合理的指责。
我现在能够理解这个事件被封杀的原因，在我们这个不愿负责的体制内，为了避免过多应该负上责任的决策者受到牵连，所有理性人都会选择大事化小的做法。只是，这种封上伤口的举动只是一种粉饰太平，如果不能治好病灶，一起事件留下的伤口就会在内部不断溃烂，最终在精神层面上拖垮一间想要有所作为的大学。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滑坡则是任何金钱投资都无法弥补的伤痕。恐怕过不了几年，交通大学就会沦落为一间毫无个性，只是有更多金钱盖大楼、聘请高产论文写手和项目带头大哥的庸俗学校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一所大学应该是通识化和精英化教育的场所，而一个国家真正的一流学校，则应该时刻提醒自己需要对国家未来的去向负责，至少也要以改变行业格局为己任。这种使命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凝聚起来，成为他一代代毕业生自信心的来源——这种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强大的内心，而非和更差者对比带来的不健康的自我陶醉。
而这一切，在目前的交通大学还难以看到。也许，是重新思考交大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了。